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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让农民工“升级”, 让社会投资创新

2亿农民工的巨大市场

对于中等职业教育来说,有一块巨大的未开发的市场,农民工的再培训市场。现在有1亿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了,这部分农民工的知识需求、职业需求、终身教育需求这块市场怎么充分发掘起来,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大事。

目前有农民阳光工程,但远远不够。我与茅于轼教授做了一些探讨,对农民工对再培训的要求体会很深,一开始我们做贫困农民的进城前的培训,现在逐渐的我们开始同时做对已经进城的农民工的培训,包括中级保姆的培训。

让农民工“升级”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按目前的农民工进城的方式是解决不了的。农民工挣800 - 1000块钱一个月在城里根本不能定居,买不了房,孩子上不了学,-收入太低。如果我们国家的未来的城市化总有那么两三亿人就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定居不下去的话,我们的城市化是失败的。

以前我们总是认为,农民在乡里还有一块地,回去后可以生活下去。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对很多农民工调查,发现他们返乡以后根本不适应农村生活。但是怎么样才能让农民工能在城市定居下去呢?

1000块的工资肯定解决不了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农民工不断“升级”。刚进城时挣800- 1000块钱;两年以后,通过职业培训能“升一级”,像我们的保姆经过中级培训以后在北京就能拿到1800块钱,再过两年再经过培训可能拿的更高,他们可能慢慢在城市住了下来。

农民工有一个不断升级的方式,有三五年七八年就会有一个体面的收入,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份子。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有这样的一套对农民工的再培训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教育体系,靠农民工自己是做不到的,或者做的也很慢。当然也有一些农民工也赚钱了,另当别论。大规模的农民工升级培训主要还是要靠的教育体系才能满足需求。

其实农民工再培训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而这个市场基本处于零起步阶段的。我们的教育还盯着正规的教育。但是对这个从1亿人很快变成2亿人的大市场却没有人去做,也许是因为没有政策,也许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农民工的再培训,当然和正规的职业教育有所不同,夜校、早校、周末培训也许对他们更适合。从职业院校、公立的中小学来看,在夜间、在周末大量的校舍空着,可以利用起来。从投资、从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农民工刚进城的时候没有支付能力,过了一两年就有支付能力了,再通过国家的补助,这个市场的发展会非常快,这都是我们职业教育创新需要开拓的。

用企业的社会投资的方式解决职业教育融资问题

在市场经济结构下,职业教育相对其他教育来说更接近市场,更接近产业,但如果职业教育完全追求最大利润,那么也有弊病。

所以在融资方面能不能有所创新?我们正在琢磨一种方式:企业的社会投资。目前市场上有这么两种方式投资方式:一种是利润最大化的投资、另一种是慈善性的没有回报的投资。如果职业教育完全靠慈善支持,国内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力量。

现在国际上有一种新的方式称之为“社会投资”,投资者投资并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以某种社会的指标或者社会的目标最大化为他的投资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投资,不是慈善。慈善是把钱给你,我不要回报,你永远靠救济。而社会投资本身是个投资,是按照企业的方式来做的,至少要做到成本回收。一般是略有一些利润。但这个利润没有能达到其他的房地产的投资的利润率这么高。也就是说,这些钱投资下去以后能够自己滚动、自己发展的。

实际上我们很多的职业教育可以是属于这类投资。

很多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拿出自己每年的1%的收入来作这种社会投资。他们不追求高回报,但要按照企业的理念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按照慈善的方式来做。这种形式正在慢慢的形成。

我们跟茅于轼教授办得保姆学校就是类似的企业。,我们一共投入了不到50万人民币,一共培养了保姆有1万7千多人。平均每人每年挣一万元,每年创造的GDP有1亿七千多万。我们的学校能自负盈亏,还略有结余, 可以自我滚动发展。我们股东从不分红。这个就是企业社会投资的方式。我们的目的是帮助更多的贫困妇女进城工作。

社会投资的融资模式创新

那么,怎么样来制造一个机制,让所有愿意进行社会投资的人都很容易找到这样的机会?而且有进有出, 有一个退出机制呢?

在这里,有退出机制格外的重要。从企业家的角度考虑,有钱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社会投资,而当企业需要这笔钱的时候,可以把这笔钱收回来。

我们设想能不能有一个社会投资的一个交易所?

在这个交易所中,所有的符合条件的社会投资型的企业都到这个地方来上市,除了利润指标之外,与其他的上市公司一样,也要严格的监管规则、信息披露等等。

在这个交易所中,也有交易,但是不象一般的股市那么频繁。 有的投资由于某些原因要想退出这个社会企业,可以转让给愿意接棒的个人与企业。股价按成本价加一个银行利息。 这样就由新的投资者替换出来。做得好的企业,有社会效益的企业,愿意接棒的就多,而做得不好的企业,就没有人愿意接棒。这样,就可以逼着股东把公司管好,自己的风险才小一些。

做得好的社会企业还可以增资扩股。 通过社会宣传,又有交易所监管、信息披露等诚信的保证,很多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就愿意投资。

怎么样来给企业家回报呢。 当然不应该是金钱上的。 可能要通过声誉上的、良心上的、社会民意的回报。具体是什么,还要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

假如有这么一个机制,那么我们就可能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管的是介于慈善和传统市场之间的事情,比如说教育领域,卫生领域,扶贫领域、小额贷款、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文化等等。 就会使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重担不是全部压在政府的肩膀上。

如果再配合一定的减税、免税、政府的鼓励等等,就可以把相当一部分的民间资金集中起来,投入到社会领域中去。 有了这样融资体制,社会投资也可以做大、做强, 解决民生问题又有了一个新的补充机制。

这些现在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但是很多的创新都是在这种天方夜谭下慢慢创立起来的。 我们总是说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样的创新如果做好了,对整个的民生的推动,对社会的发展,都有很大的推动。会创造出一个介于市场和慈善之间的巨大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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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

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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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ign)经济系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2000年调到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和著作:宏观经济分析,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著有《亚洲成长三角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1994年牛津出版社出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社出版)、《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二、三集 (1989年,1992年,1996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及亚洲、中国宏观经济、部门经济、金融改革及教育改革等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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