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投资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西方国家也是在90年代末才形成这样的概念，尽管说企业投资的方式古时候就有了。企业的社会投资就是企业家用办企业或者投资的方式来投到某一个社会问题上，解决某一个社会问题，他们不以利润最大化为投资目的，可能不分红，但是完全按照市场化的操作来运作，这就是企业的社会投资。这种投资，首先第一个很明显的和一般的企业投资不一样，企业投资是为了利润和分红，第二个这种投资和公益性的慈善性的投资不一样，公益投资不是完全按照市场的方式来运作的，是纯消耗的，而企业的社会投资是有回报的，至少是要覆盖成本的操作，这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目前在全世界在推广之中。

我来举几个例子，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我和茅以轼老师和一批年轻人，我们在十几年钱就开始操作一些事情，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企业的社会投资，后来我们在总结觉得我们就是在做企业的社会投资，比如说，从1993年开始我们就从山西最贫困的吕梁山区作一些小额贷款，这应该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小额贷款实验。我们拿了一些钱，就在当地作一个小额贷款的试点。我们请了当地的一个小学老师操作，是有利息的，当时整个市场的利息非常高，我们收的是一个百分之十六的利息，后来整个市场利息降下来了，当时我们征求小学老师的意见，老师们说不用降就这个利息，所以一直保持16%的利息。通过收这个利息就可以把操作的成本、坏账等解决，就可以一直运行，这个基金就慢慢的大了一些。后来我们扩大了，最近我们在山西永济县又注册了小额贷款公司，也是按照这种模式。现在小额贷款公司全国有一千多家，而我们这个公司是唯一一家设在村子里的，完全是农户贷款，最多只有2万块钱。现在正在运作，我们筹集到企业家很多的投资，现在有三千多万人民币，很快，大概两三个月我们就贷出一千多万，大概到明年我们就能完全贷出三千多万。我们在成都和其他的地方也在复制这个模式，利率是百分之十八左右，一年左右就能够完全自己滚动起来，而且可以复制，可以扩大。所有的投资股东是不分红，没有利润，但是大家作为一种社会试验，看能做多大，能做多好。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小额贷款公司，但是基本上都是在城市里头，在县域里头，给小企业的贷款。真正现在给农户的贷款，给贫困农户的贷款，一千多家小额贷款公司是没有一家能够做到的。我们就想把这个模式扩大。

另一个是从2002年开始做的北京富平学校，在北京通县，我们专门培养保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为北京市培养了两万多保姆，这些保姆解决了贫困地区的就业问题，每年他们创造的GDP是两亿多人民币，我们投资了四十万人民币。我们这个学校现在就有六十多专职、全职的人员，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组织他们搞活动、再培训，我们有律师给他们维权，这些都是从成本里开支的。所以说只要很少的投资就能解决很大的社会问题。再把眼光扩大，前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孟加拉小额贷款乡村银行，就是贷给最贫困老百姓，他实际上就是一种企业社会投资，现在已经变成孟加拉最大的银行。在孟加拉有两种屋顶，一种是茅草的屋顶，一种是铁皮的屋顶，铁皮的屋顶是稍微富裕一点的，茅草屋顶是最穷的，他们只贷款给茅草屋顶的客户。他从这个小小的实验，几乎做到了孟加拉最大的银行，他有利润，但是不分红，解决了好几百万户、几千万人的问题。你要看他也是按照市场的操作，他跟一般的银行没有什么大区别，但是他们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如果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他就不会贷给最穷的人。

最近我们请了日本的一个专门做有机农业的朋友，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吃的东西都有农药和化肥，我们有一次到村子里面去，农民专门种了一小块地不撒农药和化肥的自己吃，卖给我们的是另外的一块地，我们现在正处于食品安全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年前日本同样存在。这个人就促进日本的有机农业，现在是日本最大的有机农业的公司，一年有好几十亿的产值，他也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有很多的农户和他们合作，在城市里雇了很多人送货上门，解决了很大的就业问题。因为他这个公司的存在，使得日本的有机农业的价格很低。而在国内，有机农业现在是一个暴利、巨额利润的行业，而日本因为有了他们公司的存在，把有机农业的价格降低了下来，他解决了很多人的食品安全问题，发展了产业，也解决了就业和农民生计问题。他们也是很少的投资，越来越大。

从这例子，我们看企业社会投资有什么特点和意义呢？首先最大的特点就是规模。我们很多的慈善最大的问题就是规模上不去。社会投资的方式可以自我的滚动和发展，可以用少量的投资解决大量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很多贫困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可以大规模解决发展问题的方式。第二，他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市场效率很高，但是公平很差，而公益公平做得不错，但是大家效益很差，这个既有了效率也有了公平，因为能够不分红、不追究利润最大化。第三，它能动员大量的社会资源。这种投资的理念和方式企业家也比较能接受，企业家从心理非常认同市场操作的模式，所以这种操作模式比较容易动员更多的资源。第四，可以造成一种公益和市场的转换，这种事情达到一定的程度可以完全转成市场。一开始是公益，包括小额贷款，国际上有很多小额贷款公司，由于给贫困人的成功贷款模式，发现给小企业也可以这样作，大量的商业化的运作也开始，可以开辟很多新的领域。公益和市场可以转换。还有，对市场有很大的制约，我们现在市场有很大的问题，大家都希望有很大的暴利，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就可以对市场有很大制约。如果有我们小额贷款投资在农村，老百姓有了选择，农村信用社、高利贷就有了制约。

如何在我们国家大规模的推广这个呢？首先，我们应该从理念上宣传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观念还没有被很多企业家所认同，还没有被很多企业家知道。我们还没有很多的例子说明这个事物的好处，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舆论很容易对这个东西进行攻击，包括我们的保姆公司，也有这样的问题，社会上就有很多人这个容忍度较差，对商业型的、社会型的企业完全就认为没有什么区别，包括对我们公司的判断，完全把我们公司当做一个商业化的公司。所以我们首先要在社会上来提倡、宣传、拓宽这种理念。第二，我们需要一个创新的机制，能否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投资型的新的资本市场，在西方国家一般是拿出企业的利润的百分之一来做企业社会投资，现在企业可以投资一部分，虽然没有分红，但对于企业来说他们得到了名誉、良心、社会公益的回报。如果我们有一个良好的机制，即我们有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我们现在都说风险投资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没有一个资本能够上市，所以我们的风险投资不够好。我们在社会投资这里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机制呢？比如说，假如我们有这样的公司投资了，有一个公司说我们现在需要把这笔钱抽出来，那么现在是不行的，假如我们有一个交换市场，有很多人可以充分的取贷，利息略高于银行利率可以随意把本金收回来，那么我们企业大量的剩余资金就会投资到这里，我们的老百姓也会把剩余的资金支持一下公益事业，而且需要钱的时候就可以把钱抽回来。这里就涉及几个问题，一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交换机制，在我们股市里我们只有赚钱的机制，我们能不能在股市交易所里设置一个板块，叫做企业社会投资交易板块，我们可以在网上作宣传，你做得好了，就有人来给你投。假如我们还有一个公益性的基金作一个担保，这些风险应该由投资者承担，或者有一个公益性的做担保。比如日本的这个有机农业就有这样的担保，他们的资金可以随时的出去。当退出的时候我们有个基金可以先进去，然后去别的地方找，看谁能把基金的股份置换出来，有周转金在里面就不至于丧失流动性的问题。如果有了这样的机制，像这样我们就容易更大规模的吸纳更多的有公益心的企业进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另外就是股权机制的问题，这里我们可能不能完全按照一般的说法，比如说我们把资金投进去，我占大股，我就是大股东，这样的公司很可能它的股东结构和治理结构是全新的，他不以资本来说。第二，这种模式可能需要按照社会企业家的理念来操作，资本进来是认同我这个理念进来的，不是要来控股，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机制。最后，我们能不能在国家的税收方面作一个优惠，这里我不想特别的强调，因为他是一个正常的公司，该交税的同样交税，该有的优惠同样享受。但要想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更好，企业可以在税前进行投资，国家要特别的鼓励。第四，就是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可以作这些事情。我认为在我们国家，所有在市场机制下都觉得十分尴尬、运行得不好、运行不下去的事情都可以作这个事情，比如说小企业融资、农民的融资都是中国经济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成立这样的小额贷款公司，或者社会投资银行来大规模运行。比如说教育，搞好产业化没有那么多资金，不搞产业化就一塌糊涂，实际上教育方面，特别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甚至是一部分的大学教育，如果是按照社会投资的理念的话，我们都有可能做好。在卫生、健康领域，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我们怎么样来建成一个全民的健身运动，这里需要很多的投入和健身房、运动场馆等，这些可以单纯的商业来运作，但是商业的运作就可能成为有钱人的享受，那么如果我们可以作为社会投资的方式，如果有一定的回报，我们都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假如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机制，那么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一条新的市场发展的道路来，我们经常说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特色在什么地方？我们有长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有很深厚的土壤，我们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推动，我们有很多的企业家慢慢都起来了，他们早期都接受这些教育的话，如果我们有国家来大力推动的话，我们未来可以走出一条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社会主义也有别于我们过去的社会主义，起码我们是有一定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