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卡恩表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新兴国家，已准备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唯一巨大的改变将是中国的投票权”。
在9月底召开的G20匹兹堡峰会上，各国首脑同意对IMF中各国的投票权分配进行改革。按照设想，将从发达国家的份额中拿出5%分配给新兴国家，使得二者的投票权份额对比达到52：48。
IMF为何要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投票权？中国为此需要承担哪些责任和挑战？对此，本报专访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
汤敏：目前中国在 IMF中的投票权为3.66%，居第六位。这是比较低的，这与中国加入IMF时的国力较弱有关。2008年中国GDP占到世界GDP的7.1%，如果算上PPP（购买力平价），这一比例就更高了。从这个方面说，应该增加中国的投票权。
问题是，现在不只是中国的投票权，IMF对整个发展中国家都是偏低的。IMF在成立时，发展中国家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实力还非常弱，当时分给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比较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比发达国家快，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应该与时俱进地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
总体来说，这里涉及一个政治斗争的问题，发达国家不愿意让发展中国家在IMF中占大头，否则，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就会减弱。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问：为什么在经济危机中提出这个议题？
汤敏：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的要求。但是，长期以来，这一议题一直被拖延着。国际经济与金融事务，大体上由G7来左右。但在金融危机以后，发达国家发现，没有发展中国家一起参与整个世界事务是不行的。过去那种长期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管理模式肯定有问题，所以这次不仅IMF要提高发展中国家投票权，G8也扩大为了G20。让一些影响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进来。这是大势所趋。同样，IMF也在反映这种变化，顺应这种大趋势。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强了。
经济危机是一个导火索。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共克时艰。这个时候，本来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种时候，也发达国家也更容易做出让步。
问：您认为提高投票权对IMF和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汤敏：对IMF来说，增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使它更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使IMF的运作更平衡一些，使IMF职员在工作中反映发展中国家意愿的时候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对改进IMF来说，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对中国来说，它能使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一个是能够更好地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还能更有力地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提高投票权使我们在IMF更活跃，声音更强，我们的地位能得到别人更多的尊重。另外，投票权强了以后大家都要来说服你，中国的地位就有所提高，这在国际谈判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提高投票权对中国更有利。
问：中国在IMF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也意味着承担更多的风险。那么提高投票权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汤敏：在IMF中，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要承担更多的义务。首先是要提高资金的投入，也就是增加股本金。还有就是在重大的国际事务问题上，要有一个照顾大多数国家的立场。还要有帮助贫困国家的意愿。有时甚至要拿出一些资金。 比如最近中国购买了500亿美元的IMF债券，就是中国帮助贫困国家的具体表现。
问：要做好准备承担更多的责任，中国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汤敏：对中国来说，能不能行使好投票权涉及的一个问题就是，话语权不仅表现在投票上，中国能不能拿出好的建议来，能不能不断拿出让各方都接受的各种改革方案来，这才是真正的话语权。不要把话语权理解说“不”的权力。说出来把别人否了，可能解气，也会得到一些人的喝彩。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比别的国家更好的方案，或者你的方案并不能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没有任何建设性，可操作性，那就是不说白不说，但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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