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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发多了,通货就一定膨胀吗?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汤敏
最近,对我国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出现了不少议论。一些人认为,钱发多了,一定会毛,就会有通胀。君不见今年前八个月的新增贷款是去年全年的近两倍,广义货币M2也连续几个月超过25%,创过去十几年的新高。

钱发多了,一定就会有通货膨胀吗?

不一定,要看这钱流进了哪些市场。在我们的经济社会中,粗略地分有两大市场,一是实体经济市场,如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二是资产市场,如股市、房地产市场等。

当大量的流动性流入了实体经济市场,就会推高消费者价格指数,造成大量的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通货膨胀,也就是出现老百姓说的钱毛了。而当大量的钱流入了资产市场,就会造成资产价格的上涨,表现在股指与房地产价格飞涨。

要形成实体经济价格上涨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中的总需求要大于总供给,至少是相当部分影响市场总体价格的商品供需之间不平衡,从而推动总体价格上涨。

在经济危机中,市场需求往往不足,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在社会上大部分商品还处于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商品价格不易上行。不仅如此,还很可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表现不好,企业投资意愿不高,银行对实体经济往往会惜贷,货币流通速度放缓。但是,这时要特别警惕资金大量流入资产市场,到股市与楼市上寻找机会,推高资产市场的价格。值得指出的是,按照当前国际通行的统计方式,CPI是不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在房地产中,仅有租金的变化进入CPI。而在房地产火爆时,空置房存量上升,这时租金往往是不涨反降, 拉低CPI。

当前很多亚洲新兴国家正在经历后一种情形。在过去几个月中,亚洲很多国家的股指上升了50%至70%。房地产市场也开始火爆。

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不高,但产生了资产泡沫的情形在历史上也发生过多起。八十年代末期日本泡沫经济形成时,宽货币、低利率并没有造成通胀,但是资本市场却经历了一次日本历史上空前、恐怕也是绝后的大泡沫。美国“九一一”后,格林斯潘也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时并没有出现实体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因此格林斯潘放心大胆地不断地发钱,导致后来美国房地产的泡沫形成,埋下了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的伏笔。

因此,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一定会导致实体经济的通货膨胀。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多发出来的钱有可能会推高资产市场的价格,严重的情况下会形成资本市场的泡沫。

那么又如何判断我国当前的通胀形势呢?

我个人觉得,公布的八月份CPI数据显示,我国还处于通缩中。如果没有大的突发因素,在半年到一年内,在我国形成高通胀的可能性并不大。主要理由有三:

一、国际经济形势不看好,美欧日经济在年底或明年初可能缓慢回暖,但世界经济在三年内很难恢复到危机前的增长速度。因此,除了个别的大宗商品外,国际价格升不起来。出现输入性的通胀可能性不大。

二、我国民间投资与民间需求刚刚启动,要真正形成巨大的市场还要有一段时间。而这几年积累下来的工业产能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消化完毕。最近钢铁价格的大起大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旦钢铁价格拉起来,大量停工的高炉马上点火,很快地就补充了供给的不足,把价格推了下去。

三、从历史上看,中国过去几次大的经济调整期都要二至三年内才能完成,当前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基础还不稳固,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在这期间,通胀的压力也不大。

当然,不排除由于肉、蛋、粮食等食品价格上涨,石油价格的波动会导致价格指数的略微上扬。如果今年年底CPI转正,明年CPI恢复到2%-3%的增长,这也是仅是一个温和的价格上涨,对经济有利无大害,不能认为是通货膨胀。在发展中国家保持一个3%-4%以下价格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最佳的状态。一个温和的通胀能够促进消费与投资,增加就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而通缩对企业、对就业、对整体经济损害都很大。

当前中国会不会形成大的资本市场泡沫?这也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一泡沫正在形成,要加以警惕。但并不是说泡沫已经很大,已接近破裂的边缘。不但在中国,在整个亚洲都有这一倾向。我们的货币政策要考虑这些不良后果。

那么,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应该马上收紧了呢?

这倒不必。当前的政策刚刚开始向民营企业、向小企业倾斜,一紧收,受伤的又往往又,国家的财政政策也要配合。当前特别是应该加大加快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投入,从减缓老百姓的后顾之忧、加大老百姓的需求入手,提振最终消费。

这样,才能从结构上把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调整过来,使中国经济走上可长期持续增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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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

汤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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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数学系,1984年赴美国伊里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ign)经济系学习;1989年获博士学位后被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聘为经济学家,负责东亚经济、区域间经济合作、亚洲债务、亚洲金融市场方面的研究;2000年调到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任首席经济学家;2007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主要研究领域和著作:宏观经济分析,区域间经济合作、经济发展战略和国际金融业务,著有《亚洲成长三角区——区域间经济合作的一种新形式》(1994年牛津出版社出版)、《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成长三角区—理论与实践》(1996年亚洲开发银行出版社出版)、《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一、二、三集 (1989年,1992年,1996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以及亚洲、中国宏观经济、部门经济、金融改革及教育改革等方面的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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