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一种倾向往往会掩盖另一种倾向。在经济恢复的同时，也要防止部分地区增长过快的趋势。纵观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历史，中国经济增长过快造成的问题，远大于增长不足而造成的问题。仅在这次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我国就又经历过一次近乎过热的宏观态势。2007年经济增长近乎13%。通货膨胀超过了8%，房地产泡沫，股市的泡沫均已形成。为此，中央不得不用“防经济过热”“防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把过热的经济压一压。

当然， 在当前的情况下，断言明年经济过热还为时过早。 但是，今年上半年一些省市的经济增长率已经高达16%。在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下，各地都上了很多的大项目。最近揭露出来的数据显示，全国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融资平台已经高达8000余家，从银行融资近6万亿人民币。这些都很容易成为地方经济过热的导火索。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有很强的激励机制来推高GDP增长。只有高增长才能有高税收。地方政府都把GDP高增长当成政绩的最重要部分。发展是硬道理往往变成了增长是硬道理。

真理向前多走一步往往就是谬误。在我们的体制中，对过高的GDP并没有一个及时调节机制。总要等到出现高通货膨胀时，才不得不由中央下令宏观调控，紧收银根。在过去三十年中，这种现象屡屡出现，成为中国经济中的顽症之一。

怎么办？

笔者建议建立一个控制过高增长的自动调节机制，或者说是一种反激励机制，让增长过热省份得不到很大好处，或是得不偿失，使之知难而退。 例如，建立一个机制把超高增长产生的新增财政收入拿走一部分，或者增加该省市的节能减排指标等等。抑制他们追求过高的GDP的积极性。使之转成靠改善增长的模式，提高增长的质量，而不是加快速度来得到好处。有了这一机制，在宏观上就不必总是靠中央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调节。

这个机制称之为“鞭打过快牛的机制”。

当然，掌握一个适当的度十分重要。为了公平起见，应该对东、中、西部、东北有不同的增长限制。例如，如果国家增长目标定为8%，则当东部增长超过10%时，反激励机制就开始启动，而中部、东北为启动的标准为11%，西部为12%，形成一个增长梯度。这样会有利于地区平衡发展。

同样地，这一反激励机制也可以是一个逐步加大的过程。还是以东部为例，如果增长大于10%，新增地方税收部分中央收走30%，GDP增长大于11%，则收走50%，大于12%，收走70%。 还可以增加该省的减排指标等等，使之得不偿失。有了这套机制，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鼓励地方政府不再盲目追求高增长，而在增长的质量上，从效率上下功夫。

当然，笔者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个原则。具体的增长限制标准，反激励措施的设计等都要经过详细调研，精心设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鞭打过快牛”的机制就是引导这一竞争向良性发展。

为什么其它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这套机制？这首先是其他国家的政府没有对GDP增长有如此强烈的追求。增长更多地是企业行为、市场行为。而企业受利率、汇率、成本等制约比较大。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的作用不大。但即使是这样，西方经济中也经常会出现经济过热，资产泡沫现象。事实上，即使是发达的西方经济国家也并没有解决景气循环的问题。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在我们的经济运行中，由于有政府的大力推动，我们的经济震荡幅度更大。然而，如果我们有一个设计得很好自动调节机制，我们就有可能比西方经济有更多一层的调节机制，有可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平稳。